语言是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而发展的呢，还是在包括像集和狩猎经济在内的紧密社会组织的推动下而产生的呢？

除了鹦鹉和八哥机械性的和重复性的发音外，没有动物能够讲人类类型的语言。而且，柏拉图的确认为，在形成人类文化的丰富图像结构中，“语言的朦胧出现”一定是主要的工具。我们要提出问题，这是为什么？从没有语言的类猿祖先的进化过程中，为什么人类学会了把复杂的声音组成有意义的和发音清晰方法的秘诀？

我们的远祖所发之声音，在考古学记录中没有留下确实的遗迹。因此，我们该如何找寻在人类过去所出现的语言迹象呢？从根本上说，这里有两种方法：第一，我们可以检查在过去数百万年中人脑的大小和形状的变化，或许这会掌握一条语言机器所必需的神经发展和重组的线索；第二，我们可以考察物质产品——石器和祭祀用品，它会同样地告诉我们制作这些产品的个体智能以及他们双手的操作技能。

在大多数人中，理解和发生语言的神经结构位于大脑左半球：接近前部（旁嗅区）的一个区域，它使我们说话时所用的口和喉部肌肉协调起来；第二个中心（Wernicke氏区）位于大脑侧面，负责我们的语言结构和感觉，Wernicke氏区接受来自听觉和视觉通道的信息，而且这不是一个神经学的意外事件，语言装置的这个重要区域靠近皮层的主要“联合区”，它是一组整合和比较从所有感官传入的信息的神经结构。我们有时会说，Wernicke氏区能根据基本语法形成组织言语，然后沿着被称为弓状束的神经束把信息送至旁嗅区；在旁嗅区的回路中，把呼吸、声带的张力以及舌和唇的运动协调起来，以至从口腔发出正确的声音来。

将这些结构全部包装在大脑左半球的结果，就使它通常略大于右半球。此外，还有一些神经核团存在于旁嗅区，另一些神经核团（较不确切的）也存在于Wernicke氏区。因此，在大脑化石中寻找语言能力的迹象似乎就是简化为在适当的地方寻找适当的神经核团。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正如R-Holloway所指出的，大多数的人类头盖骨当其成为化石时，至少遭遇到某些歪曲。其次，近来生物学家们已经发现，依据一些疑惑很少的理由，猿类的大脑半球有同样的不对称性：一侧大脑半球常大于另一侧，而且它们具有旁嗅区应有的核团，虽然可能它不如人类的那样显著，但它却是存在的。

从整体上来观察早期的古人类大脑，我们就知道至少在200万年以前，或者可能更早些，生物进化的推动力促使大脑铸成可识别的人类形式。我们也知道在300万年至50万年前，古人类的大脑有相当大的发展。然而，南方古猿显然是存在的，自然选择的几种力量，使他们的大脑变大了。正如它促使我们的共同祖先拉玛古猿以双脚行走一样，是否最初向古人类过渡可能担负着创造特殊的古人类大脑呢？是否有效的采集和狩猎经济的发展，以及与社会的和心理的要求（包括语言）一起推动着我们人类祖先的大脑可能的内部重组和生长，而在生态学上较少担风险的南方古猿仍然维持着较为落后的状态？虽然我们并不了解，但这是一个合理的主张。遗憾的是，当讲述言语在原始人类大脑中开始形成时，这个主张不能为十分精确地定位提供帮助。

如果古人类大脑的内部铸型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有关人类语言起源的线索，那么从那些长期泯灭了的智能的物质产品中，我们可能学到什么其它东西呢？近300万年以前，我们祖先的成套工具与200万年以后的直立猿人的工具相比是粗糙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人类历史的较近阶段，古人类的操作才能转变到艺术的和实用的方面来，关于人类祖先的智能，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我们可能得到的见识是重要的，但是为了得到它们，就再一次要求作社会心理学的正确观察以及重现工艺上的原始世界生活最佳途径的非世俗分析。

当初，人类史前技术进步的动力是什么？由于以木材、皮革或其它植物材料为基础的工艺学逐渐散失，我们必须着眼于石器：为了研究语言的起源，认为石器制品仅代表人类祖先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现在已经知道的最早可识别的石器制品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Hadar遗址。为了标识它们，这些工具似可能滥用词语，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粗糙的石片和石斧是300多万年以前人类的智能和双手有目的的产物。200多万年以前遗存于Turkana湖岸KBS营地遗址的工具，肯定比Hadar遗址出土的工具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但不会使人眼花缭乱。显然，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我们人类祖先知道撞击石块，他们可能制造锋利的石片和具有锯齿状边缘的较大石块。

技术的连续性

虽然Mary Leakey证实，在坦桑尼亚Olduvai峡谷的早期沉积物的物质文化层中，石器是在不断地精致化，这无疑是代表真正的进步。但是或许直到150万年以前，才产生各种新技术。它是以美观的泪珠状石斧形式出现的。这是Acheuli文化的标志。这些给人印象深刻的对称性物品，与具有锐利边缘的石核工具的制造在概念等级上是不同的。约25万年以前，物质文化主要仍是仿制Acheuli文化，既没有任何戏剧性的革新，也没有任何巨大的地理上变异。

大约在10万年以前，随着制造石刀和增加成套工具成分复杂性的新技术发明，技术的变化才真正地开始加快步伐。约4万年以前，发展速度加快，但与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的物质生活的变化速度极少相似。石器文化的风格较快地发生了变化/在文化特征方面的地理变异也正在逐渐增长。但即使如此，这种变革仍是以数千年而不是以数十年来度量的。在这后期阶段，即自5万年前以来，非功利性的工作诸如绘画和雕刻，开始变成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或者更恰当地说，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掌握了确实的和不断发现的证据。例如，澳大利亚土人的艺术和符号的表达材料主要是木材、羽毛、血液、赭石粉、切割、沙画以及歌舞，所有这些都是易于迅速消失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发现我们的祖先具有与澳大利亚人相似的嗜好祭祀的任何考古学遗迹。

人类在整个史前期的技术进步，反映在各别可鉴别的工具不断增长上。这个时期的工具类型并无大的扩展。但是对于成套工具的各类原始工具式样，有着不可改变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给石器技术带来了较大的改进，但不是一个太大的改变。

从250万年至50万年以前的整个时期中，我们祖先经济生活中的技术成分维持基本稳定，这是十分可能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比新近改变我们物质世界的工业革命的整个时间要长数千倍。在这200万年期间，我们的祖先正追求着一个十分成功的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技术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改进社会组织、协调和结合，是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成功的基本要素。而且我们认为，就是这些要素为我们祖先的大脑重组和生长提供了主要的刺激。

那么，这个时期在物质技术方面有了缓慢而不可争辩的改进，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早期活动的可靠证据。对于适当发展了的Acheuli文化期中的原始工具，实际上是没有工作可做。Acheuli的成套工具，应用基本上是使劲地一起敲击两块石头而得到的产品，是不能很好地完成的：切薄、砍砸、刮削和刺穿边缘，所有这些均存在于成套工具和砥石堆两者之中。差别是那样一堆石块与其它石块相比是经过加工的。没有人会想象到，与手斧相似的任何东西会从高速碰撞两块巨大的石头而飞出的碎片中出现。但是更可能的是提供手斧的工作，可能是在制造工具的这种自由放任方法中多少有点是偶然性的产品#

我们的论点是：在遵循一定式样创造一个工具工业中，当一个热心的但偶然的石头敲击者可能在几分钟内生产出他所需要的全部边缘、尖端和表面，这不会对生物有多少好处。的确，如果自由放任的工具生产能够提供支持采集和狩猎所需要的表面和边缘而不要太多的努力，使大脑发展以能依据正式式样来生产工具，则在进化上是浪费的。因此，定型的和有序的技术是怎样出现的？回答是，这反映了日益增长的定型和有秩序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要求使含糊的语言变得简捷的结构。当进行成功的采集和狩猎经济时，出现了控制社会和实际组织的原则和习惯，它们也影响着物质技术的苦心经营。

考古学家把许多标签贴在破碎的和薄片状的石块上：人工制品、器具、原始工具、成套工具、石器技术和石器文化，这些石器在人类进化中是散乱的，所有这些都是可能适应于我们祖先的手和脑的物质产品。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一些术语变得比其它更为合适。极端地说，在有记载的早期阶段，“人工制品”一词可能最好地描述了我们所发现的石器：它们是有意识的制作，但却以偶然机会的方式进行。因为越来越多的定型式样把人工制品组织为成套工具，那么，“石器文化”就变得有意义了。这恰恰是没有涉及技术的苦心经营，但却涉及到技术是我们祖先的社会文化重要部分的事实。现在，所有在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技术，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创造它们的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强度。

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意见是，当语言出现时，在原始人文化结构中日益增多地组成了图像，石器制作的产品也变得更加定型化了。这不是经济对它的要求，而是因为这是我们祖先智力的活动方式。

事实上，在工具制造和语言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是指在操纵它们的认识机制方面及其在使智人成为唯一真正有文化的动物中所作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许多动物能改变它们的环境，如在地上挖洞、阻塞河道以及破坏树木。但是只有人类才能完全任意的和以象征方式把思想强加给周围世界。词汇和石器两者都是人类智力的创造：它们不是天然产品的简单变更，而黑猩猩只是把细枝条变成挑蚁棒。人和动物分享着许多认识的和感觉的能力，但是这些精神因素以任意形式组合在一起，促使我们成为有文化的人。

语言的结构和制作工具的过程，也是重叠着的。两者皆是由个别的疼分（语言中的词汇以及工具制作过程中的特殊动作）根据基本形式（语言中的语法以及特殊工具制造中的有顺序动作）所组成的。正如语言所需要的精神机器在早期人脑中逐步进化一样，对于与制作特别式样的工具紧密相关的功能是需要“认识模型”的。当与技术以及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相适应的文化推动力增长时，作为文化媒介的语言就成为形成技术的智力刺激。在有关能力的进化中，这是一个十分简明的相互作用的例子。

符号体系的早期迹象

当我们浏览考古学论文时，不仅证据极其丰富，而且也开始包括许多非功利性物品：雕刻、垂饰、极薄的燧石“月桂叶式”石片以及绘画。这些艺术品表达了符号体系的来龙去脉。它仅在3万年以前才开始成为考古学遗址的主要方面。但是，这个时期显然得到了具有相当动量的文化鼓舞力。30万年以前在Terra Amata有早期栖息所的居民所使用的锐利赭石片，可能是用于记录某些符号的目的，但是以它来画线则不复存在，给我们留下的仅是空幻的推测。

然而，从Terra Amata的相同时期以来，在法国Pech de l' Aze的地方，发现有我们祖先的艺术象征性的遗物。30万年以前，正是我们的祖先处于直立猿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时期，有人在这里，在牛肋骨上雕刻了一系列饰以花纹的双拱。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图案实际上与4万至1.5万年前整个时期中一般描述是相同的。在有雕刻牛肋骨之后，直到更多的雕刻品出土之前，匈牙利Tata的一名技工，在5万年前雕刻了形似猛犸的磨牙品。我们想象在这个巨大的空隙中，我们的祖先不会停止把他们的符号体系转变为实在的形式：一定会有无数的古代雕刻品正等待被发现。

最早的“艺术品”之一是一尊2吋长的雕刻马，这是3.2万年以前以猛犸牙雕刻的，在法国南部的Vogelherd的洞穴中出土。它是这个遗址内几个小雕刻品中最早出土的一个。产品所具有的艺术技能，相当于2万年以后在欧洲和非洲出土的洞穴绘画。这匹马负载着小袋，曾经历过几年的抚摸：眼、耳、鼻、口和毛，显然是经过细心雕刻的，因长期抚摸而受到磨损。事实上，所有的Vogelherd雕刻品，揭示了重复使用的情节相同的迹象：它们似乎不是自我修饰的装饰品，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常地被心不在焉地用手抚摸，以作为祈求个人“好运气”的护身符；或者是描绘重复的社会仪式。

不管这些雕刻和绘画的特殊用途如何，它们给我们讲述了人类认识自己的真实人类精神。我们可能不仅是有意识地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且是唯一打算制造严格非功利性物品的动物。这就是一个完全成熟文化的标志。

语言有什么用途？正如定型石器的生产是语言能力的标志，严格符号创造的精心推敲也是如此。虽然无语言的生物创造了复杂的石油文化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过去3万年中所精心制作的抽象符号系统会在无语言的动物中产生，则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词语来命名它们，一只雕刻马、一幅岩石画或者一面民族的旗帜，是绝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们是无意义的。

3万年以前开始的技术和艺术的迅速进步，在积累文化经验过程中是通过关键时刻的信号。人类体质的进化是缓慢而稳定的，这是这些生物变化的特性：完全的现代智人大约在5万年前出现，或者包括了口语的最后改进。但是当文化缓慢地融合时，或许已经经历了200万年的温和酝酿，才达到引起人类进步的爆炸性关键时刻。

我们作为有文化的生物，可以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环境和我们自己，这决定于我们经过选择以制定和遵循的社会准则。文化使智人过着不同的生活，这是任何其它动物所不能达到的。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潜力，以适应任何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正是以一种文化准则而生活的。考虑到人的属性，我们不会想象作为赋有文化之利的幸运动物，人类的社会地位使之摆脱了没有语言的动物本性。

[New Scientist 197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