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西德科学作一概述，但必然极不全面，文章只剖析了少数主要国立研究实验室发展速度的一个例子，对于绝大多数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均未提及。文章也很少谈到目前各大学正在蓬勃开展的关于声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由诸如德国科学联盟这样的机构经过审议拨款的。笔者希望上述不足能在数月之内得到弥补，因为目前在西德实验室里或是在科研规划机构里所进行的工作应受到外界科学界更为密切的关心。

前面几篇文章所述情况虽然不全面，但再次证实人们的初步印象。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都对工作毫无把握，担心西德对研究与发展所承诺的财政资助不能如数兑现。他们不断与美国作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则很少使他们产生信心。正因为如此，汉堡粒子物理实验室工作就显得突出了。这至少是一个没有为乏味的诺贝尔奖金获奖统计数字而感到泄气的实验室，（尽管这些数字价值不大但仍表明自从二次大战以来，西德人只获得十六次诺贝尔奖，而美国人与英国人则分别获得一百二十四次和四十二次。）目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能把这一实验室的精神贯彻到其他地方去。

回顾西德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情况，目前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西德科技系统中具有特色与价值的特点将会受到破坏。几十年来欧洲各国羡慕西德工业大学与一些具体工业部门建立的密切联系那一套办法，这种联系对于合作双方以及对于整个西德经济都十分有利。每当英国的政客提出诸如“为什么英国生产发展不景气？”这些忧心忡忡的问题时，总有人提醒他们说，如果英国各大学愿意仿效西德的做法，那么情况就不会如此了。亚琛的报告说明在西德这种与工业部门密切联系的做法仍很盛行。对于那些追求国际荣誉奖以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人来说，机床的设计研究既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项目，也不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成为供人应用的原始资料来源，因而大都不屑为之。有人抱怨说，有一些工程学院好像温室，提供教育十分狭隘，而且对学生的学习要求过于严厉，但那些学校的毕业生却能在西德工业界成功地闯出一条路子来。他们的成功确实足以证明西德工业界和工科院校之间已经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然而别的大学系统却乱七八糟。过去廿五年的改革已使终身教授们不能再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并且也使西德各大学意识到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是学校的一员，但其代价却是容许了令人不能忍受和沮丧的官僚主义的存在。因此人们宁愿在别处，如在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甚至在美国寻找科研工作就毫不奇怪了。明显的困难是大学本身，或只凭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能摆脱这种不景气的局面的，只有靠西德十二个州政府才能解决。这显然是困难所在。

将来或迟或早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做到根据学校本身的教学能力招收各系科的学生。那种认为所有大学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一律都不相上下的观点必须摒弃。大学必须排除在校学生或准备入学的学生们所造成的使学校头痛的所谓合法干扰。学校应能自主组成负责管理学校事务的校务委员会。没有人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采取这些做法将会违背人们所珍惜的宪法原则。然而，不这样做，大学将永远不能稳步前进，永远不会提高效率。

再者，当前主要拨款机构对基础研究资助状况也需要改变。最突出的需要是要使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工作的六千多名研究人员和在大学里工作的数量更多的专职科学家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虽然马克斯 · 普朗克协会也承认有必要把新的研究所安置在大学附近；研究所也有一些人员和大学的同事们在共同的问题上相互合作；而且高级研究人员也都热心于在当地大学里任教，并很受欢迎。但是事实上研究所还是吸引了许多最有才能的年轻科学家。然后给他们中的许多人提供了一个安适的环境，使这些人变得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这两部分人员之间存在的愤懑情绪不利于研究事业的发展。

此外，调整目前大学内部对研究项目资助的状况的需要虽不甚明显，但也十分迫切。西德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大学研究工作的大部分资金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提供，而德国科学联盟起作用较少。（官方估计的四比一数字可能过高，但不易核实）在许多大学里，如汉堡大学，终身教授们指望在总预算中为研究工作得到拨款资助，但是比他们低级的教师必须在DFG拨款资助上碰运气。这或许就是常常被人认为有些人在其他地方开始显露出才能，而回到西德大学里以后，陷于懒散的原因吧？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是完全可取的，但这有一个危险，那就是从地方政府给大学研究人员的。大部分经费都用到那些难得经受严密审查的科研项目中去了。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消除对守旧教授的崇拜神化的措施并没有在中低级教学科研人员中产生相应的“思想解放”的感觉的原因。与别处的同行相比，一般说来西德的年轻科学家较少冒险精神——较少造成惨重的失败，或取得辉煌的成果——从这一点来看，在提供更大的研究经费时，似乎应有所选择。有关医药研究的争论也是在这方面。

西德存在的问题看来主要对基础研究产生影响。还有一些老问题如那些为某些课题的研究而设置但任务业已完成的研究机构处理问题；研究策略的争论问题（如在太阳能的开发上应花费多少）；以及对政治干涉的顾虑问题（一个新实验室究竟建在何处为好？）等等。在这些问题上，西德不比其他地方更伤脑筋，然而西德研究机构的规模及其研究人员的技能却比其他各国拥有的具有极大的有利条件。因此，科研界要力争纠正他们所发现的缺陷现在不正是时候吗？西德存在的矛盾在于二豕大战以来逐渐形成的制定政策机构的极度复杂的等级制度没有能力应付目前流行的思潮，即使对那些直接导致大学制度中出现目前已显而易见的那种荒谬不合理情况的思想也无能为力。因此，人们继续寻找着为什么西德科学没有出现应该出现的那种灿烂辉煌的局面的原因。这就像烟瘾者得了肺部感染，为自己的疾病在寻找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原因一样。虽然，由于人们委婉称之为“1933 ~ 1945年”时期的可怕经验的影响，以及由于联邦共和国成立不久，西德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仍处于试验阶段，但要紧的是年年都加大了和那个时期的距离——并且使一大批具有创造能力的新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