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很重要也很无奈

毫无疑问，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必然要涉及到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现在，行为科学、社会科学正积极探索诸如暴力、经济、人口及改善人类行为能力和提高人类认知水平等方面的问题。如当代行为科学对人脑、结构语言学、人的认知与记忆等前沿问题的研究，促使人们对以往的教育标准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在美国出现大量以磁带为载体的供公开查阅的调查、普查材料后，社会科学可以说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并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测量人力资本的回馈、教育进步直至预测21世纪的人口年龄结构等领域，随处可见这些学科在发挥着作用。虽然并非每一项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能导致公共决策和运作的改变，但大部分的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决策。有关部门根据对策论研究的一个简单结论改进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拍卖规则后，立刻就使政府的收入增加了10亿美元。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探索和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对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也是极为有益的。例如，在关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基因与行为的联系以及人机关系等方面，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都为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思考问题的新视角。行为科学和神经病学的一些发现，就曾极大地影响了计算机科学和诊断系统的发展。

然而，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研究现在却越来越难以与社会和时代发展同讲。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学科缺乏研究经费。据统计，1991年以来，联邦政府拨给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实际上下降了12%。不仅如此，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在政府全部研究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也由8%降到了4.5%。虽然慈善捐款对这些学科的维持起了一些作用，但政府拨款仍然应当是其主要经费来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费缺乏不但动摇了这些学科的基础，并且还严重影响了这些学科领域内新一代科学家的教育和培养。例如，1991年由联邦政府负责提供费用的全日制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分别为受资助研究生人数的8%和6%，而同一时期各学科的平均值为21%。由此可见，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与其他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相比，得到政府资助的比例是很低的。又如，每年新获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人数，也由1983年占当年新获博士学位人数的21%降低到了1993年的17%。鉴于此，不少人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不合理地削减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的作法提出了异议。本文拟从五个方面讨论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及其资助者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

二、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知道，行为科学、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远比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的复杂性要高。而当代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利用数据局部地解释所遇到的问题了。如此一来。要让这种简单化的方法和手段适应课题的复杂性，的确有些勉为其难。因而，只要承认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我们就应当重新考察现行搜集、处理数据的方式方法。这对于行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挑战，尽管不同的学科专业需要改进的程度不尽相同。

1. 整合现行数据系统。目前全美共有70多家调查、搜集数据的联邦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私人兴办的调查所。这些调查所由于各自的赞助者不同，因而它们大都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捜集数据的。由此也就造成了各调查机构之间在增加样本数量、改进变量分析等方面无法协调的被动局面。这必然会导致各调查机构之间既难以合作，又无法采用相同或相近的方法处理同行搜集到的数据，从而给全社会对调查数据资源的整体积累和利用设置了障碍。尽管生物学和行为科学的元分析显示了良好的前景，但它还是无法代替整合良好的数据系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加大系统化文献、档案资料的搜集范围及各调查机构搜集社会、人类行为数据的样本数量与变量数目，并减少那些使用不多的数据的捜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此外，还应当注意加强对事关全球、易用现代电子技术保存和传播的数据的搜集。对于高调查中遇到的隐私问题也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值得庆幸的是，新的计算机技术已能保证在不侵犯隐私权的前提下建立完整的整合数据系统了。

2. 改进编年数据搜集的质量。美国现有200余种涉及犯罪、人的发展及社会经济动力等方面的历史数据。但其中只有不到20种历史数据具有能代表全国的样本，而在20种当中仅有两种包含了大部分年龄段与收入方面的数据。编年历史数据的用处很大，它对研究个体变化和人在生命周期后期支出的累积效应、对理解文化差异与变迁、对考察社会冲突的周期、对研究管理方法的进化和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势都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在解释动力学系统的演变时，无论对个体、社会还是经济系统，不仅要提出关于动态变迁过程的理论，同时还必须提供有关历史数据资料对此项理论的验证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要根据历史来确定现行政策的话，就需要以系统完整的历史数据作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改进编年历史数据的捜集还可增加诸如最近的新移民这类人口亚群体的样本数，这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社会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3. 运用研究非线性系统的新方法。在研究中，无论所得到的数据如何真实有效，其时效性和样本总数方面的限制总是不可避免的。不少科学家已在尝试运用动态系统分析方法，从分析个体到研究经济学，各学科领域都有人在探索。科学家以计算机建模为基础，已能对某种随机独立变量的相互作用提出数个分析模型。目前，从动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已在预测人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绩，另一方面，从可选择的、动态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也遇到r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在变化的动力学方面、在解释相关因素如何互动和变化方面，以及在静态分析所揭示出的动态分析基本假设有缺陷方面都还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在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中运用动态系统研究方法是否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从不同层次上认识个体和群体。

4. 发展国际间可比较研究，以确定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关联程度与普遍性。行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常常想知道，他们正在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世界性的还是某种文化所独有的。美国现在已有许多关于政府间、文化间及对外政策方面的比较研究，但还很少有国与国之间多变量完整的国际性研究成果，这使得我们很难进行国际间的全面比较。人口与健康调查所（Th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曾对3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以研究生育与健康的关系。卢森堡收入研究所（The Luexembourg Incom Study）对25个发达国家的家庭进行了调查，以研究收入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但两项调查也仅限于各自的研究变量而没有涉及其他社会经济指标。与此同时，其他学科进行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却已有许多年的历史了。大约40年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家就已经开始通过国际地理年（1957~58年）来协调数据的捜集并建立了合作观察研究四个10年的模式。今天，人类基因组工程也正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搜集30亿个核苷酸的数据。这些事例激励着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们满怀信心地在他们的研究视野里和研究背景中寻求更多的国际间合作。

5. 更系统化地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在运用真实可靠的数据和复杂有效的方法时，我们有权提出新的科学问题。但数据不能简单地代替科学问题，因为科学理不仅来自于定理的数据，而且也包含了定性的分析。美国社会科学与欧洲社会科学相比，其对史料的定性借鉴就尤为不足。一般而言，研究的问题越复杂，所需的证据材料也就越多，如结构观察、正式的案例分析及历史研究等都是如此，因而证据材料对于行为科学、社会科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更要求人们不但要注重数据的量的属性，而且应当充分重视改进实验设计和提高观察水平等定性方面的工作。

三、对制定政策的启示

首先，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不应当让以年为周期的联邦拨款及频繁变化的政治风云，左右政府对行为科学、社会科学这些反映人类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具有漫长历史的学科的研究，就前述五方面的挑战而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并且所需的费用也不大，只是要求应有政府长期不断的支持与经费上的投入、要求这些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及相关政府官员在选题和立项时对其予以优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我们改变以往那种研究规模小、研究项目零乱所引起的经费分散、浪费太多的混乱局面。通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后，政府应对那些在研究中显示出了巨大生命力的开创性学科给予充分重视并加大投入力度，同时保证在研究与发展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尽量满足这些学科的经费要求。与此同时，还必须重视下一代行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培养和训练，用不断增长的培养经费为这些研究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以确保这些学科后继有人。

其次，应设法增进社会各界对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了解。长期以来，无论公众还是政府官员对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解始终是非常有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是因为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理解者，个人经验常常压倒科学证据，特别是在经验与证据相矛盾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缺乏交流。行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应当向人们充分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公众及官员充分认识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增进人类相互理解、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地对话的不可缺少的基础。

［编译自Science，1996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