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00年到1650年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次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等领域的大变革，使艺术和科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开辟了探索文字、世界、思想和人体问题的新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经济社会模式的瓦解，商业、城市和贸易的繁荣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尽管如此巨大的变革似乎是与过去的完全决裂，而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仍处于中世纪的自然顶峰。即使治疗手段不发展的话，在科学和哲学范畴方面，文艺复兴也是一个对医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时代。无论如何，文艺复兴与医学复兴的完整关系是相当复杂。可以这样讲，广义的医学复兴开始于12世纪，到16世纪轮廓分明，17世纪掀起医学革命的浪潮。

科技革命（1450-1630）时代的见证人、英国科学哲学的先驱和大法官弗朗西斯 · 培根（1561~1639）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认为“原因、效应和结果”是人类创造力的全部产物，那么三大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培根进一步指出，三大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状态和面貌，这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在15世纪60年代，整个欧洲许多印刷社的建立，发起了信息交流的革命，这场革命可以部分地解释文艺复兴的持久性。这场“印刷革命”加速了文字化的趋势、思想的传播以及地域文学的建立，实现了“雕版文化”和“图形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对教育问题的兴趣不再只是限制于高级学习和学院课程上，而是包括了基础教育的改革。尽管与手抄本相比有些印刷书籍的低级趣味会引起不可避免的抱怨，以及害怕过多文学作品会产生破坏性，学者们却更乐于接受这笔新的财富而不去抱怨雕版文化的结束。和教授或手抄本的持有者相比，课文通过印刷能更直截了当地教给学生。大量出版的书籍使年轻人能够通过学习甚至自学来掌握知识。火药武器在医学史上也有它的重要地位，因为它迫使外科医生去解决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不知道的问题。13世纪在欧洲第一次报道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另有人宣称自己更早或独立地发明了火药，欧洲人依靠指南针周游世界，带回了新的植物、动物和治疗方法，改变了农业和医学习惯，而随着他们的足迹留下的却是生态上和人口数量上的大灾难。

正如文艺复兴改变了艺术一样，科技革命改变了关于宇宙和人类本性的认识。大约从1450年至1700年这一时期现代科学取代了希腊和伊斯兰的传统。没有人文主义学者的工作，关于解剖、生理和医学教育的新思维模式是不可能建立的。像中世纪的学者一样，人文主义者也通过经典理论把实践与经验结合起来，致力于著书立说。不同的是他们的兴趣从天堂转向了人间。人文主义学者对艺术和文学的关注更甚于科学，但他们的洞察力对医学同样有用。作为刚刚纯化的盖伦学说的忠实信徒，人文主义学者反对腐朽的中世纪译本。尽管如此，出于对旧时代权威的敬畏，使他们对不依赖旧时代权威建立新医学的尝试产生怀疑。英国杰出的医学人文主义者托马斯 · 林耐和约翰 · 盖阿斯的工作描述了那个时期学习和医学教育的特征。

1496年在帕度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前，托马斯 · 林耐在佛罗伦斯和罗马研究希腊文。除了学习工作之外，林耐得到了一份有利可图的私人医学工作，教授希腊文和做亨利七世的医生。作为内科学院的奠基者和引路人，林耐帮助塑造了英国的医生职业特征。在林耐的门徒约翰 · 盖阿斯的领导下，内科学院增加了权利和威望，从宗教权利机构那儿取得了医生执照的审批权，用严格管理提高合法医生的地位。无论如何，由于缺乏对英国医学人文主义的洞察力，盖阿斯遇到了困难。事实上，英国在学术、大学和学习职业的发展上，落后于整个大陆的知识中心。因此，像其他英国学者一样，盖阿斯不得不去国外学习。在放弃了理论研究后，盖阿斯成了帕度亚大学的一名医学生，在那儿他遇到了解剖学家维萨坦。他俩都参加了盖伦学说拉丁文版的编辑和出版，但在盖伦关于解剖的描述和尸体不同时，他们的反应是极不相同。维萨里坚持要回到“真实人体的书本”上，盖阿斯却坚信既然盖伦的著作已被批判地编辑过，那么就应保持其完整性。1546年，盖阿斯被指派为理发师和外科医生联合会作解剖教员。从1540年开始，理发师和外科医生联合会每年可获得四名被处决的重犯尸体作为解剖示教。经过盖阿斯和其他一些知名内科医生的努力游说，内科学院在1565年也取得了类似的待遇。

内科学院的其他领导者普遍忽视特别是伦敦以外的无照行医者，盖阿斯却想在全国范围里控制行医执照的审批。虽然他提高医学教育和实践水平的目的值得赞美，但通过审查执照来限制行医人数的努力特别是对于穷人和妇女们产生了负面作用，人数极少的属于医学贵族阶层的医生不能满足普通人的需要。很显然，这种能人统治的制度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学禁止妇女，女性行医者很易成为执照改革的靶子。除了反对无证行医、江湖庸医、巫术和迷信，盖阿斯也热衷同那些公开批评盖伦的人进行斗争。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解剖学家们必然与解剖学革命有关。盖伦死后，通过解剖人体来研究人体解剖学就如从书本上的学习解剖一样从未受到忽视。由于希罗费罗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塔，在中世纪人体解剖不能自由地进行且开展深度不够，但并未被绝对禁止或放弃。中世纪时有大量关于验尸和解剖的条例。有时验尸是为了查明可疑死因或瘟疫爆发的原因，或是在据称是圣徒的人体内寻找特殊信物。13、14世纪，人体解剖在南部欧洲那些有医学系的大学里达到一个有限的程度。在1405年波伦亚大学以法令形成确认了解剖实践，1442年波伦亚每年提供两具尸体给大学作为解剖之用。15世纪欧洲主要大学的大多数都得到了类似许可。这样，学生就可以观看有限的一些解剖。然而，他们知道测验和论文需要被承认的教材，而不是进行实践示范的能力。他们参加解剖实践主要是为验证古代权威们的著作并准备考试。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的学生不会和今天捧着“菜谱”依样画葫芦实习的学生有多大区别。这种实习是教授一种标

准技术或确认一些被承认了的事实，而不是让人对著作本身引起注意。到1400年左右，在大多数医学院人体解剖已是教授的一门课程了。到16世纪医学生面对激进的人体本质新思想时已没有什么危险了。

对于老师和学生，学习解剖的目的是对盖伦教科书的一种补充，简单的指导是需要的。最出名的早期解剖手册是1316年由蒙迪诺 · 拉兹（1275~1326）编著的《解剖》。1314年至1324年间他在波伦亚大学任讲师。蒙迪诺受人欢迎的教科书在1478年出了第一版，以后至少再版了40次。但医学人文主义者反对蒙迪诺的教材，转向新修正的盖伦解剖书，特别是《局部解剖的运用》和《解剖步骤》。早期教材一个主要问题是缺少图例说明，相反，简单的线条和描画与解剖实物的模样差别太大。15世纪艺术透视学的应用使解剖插图这门新艺术成为可能。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特别是解剖学、数学和光学的独特关系的发展，赋予了艺术大量鲜明的个性。艺术家和医生都需要精确的解剖知识。艺术家们注重于准确表现动植物，科学地运用透视学，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体是完美的并值得研究。为了使他们艺术真实接近生命和死亡，艺术家们参加公开的解剖和处决，通过研究完整的和分解的人体来了解肌肉和骨头如何工作。当许多文艺复兴时的画家、雕塑家们转向研究解剖时，没人能在科学和艺术想象力方面超过画家、建筑师、解剖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达 · 芬奇。达 · 芬奇的笔记显示了他那难以逾越的天才和对智慧的永不知足的好奇心，也揭示了达 · 芬奇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的问题。他的笔记充满伟大的计划、观察和关于人类、动物、光、机械等等假说。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完成，成千上万笔记和描述没有出版。这位左撇子艺术家用了一种密码保存他的笔记，一种类似镜面反射的写法。有人试图推断，如果达 · 芬奇系统地完成了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或有意识地出版并推广他的作品的话，他就能引起好几门学科的革命。

14岁时，达 · 芬奇做了维洛蔡尔（1435-1488）的学徒，维洛蔡尔是一个画家、雕刻家、佛罗伦萨的首席艺术教师。维洛蔡尔坚持要求他的学生都学解剖。10年不到，达 · 芬奇就被看作是一个非凡的艺术家，得到了财富并受到有力的资助。除了那些好处，达 · 芬奇却过着永无宁日和充满危险的生活，为许多资助者工作，被指控为同性恋，制订了大量关于机器、雕塑和著作的计划又放弃了其中许多。是艺术先把达 · 芬奇引向解剖学，但是他用一种近似不健康的痴迷追求动物和人体的解剖研究达50年之久，解剖猪、牛、猴子、昆虫等等。达 · 芬奇被授权可在佛罗伦萨的一家医院研究尸体。这样，当计划了一个关于解剖“自然人”的单新草案后，这位艺术家在尸体堆Ml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确信所有问题都能简化成机械和数学问题。达 · 芬奇藐视占星术和炼金术，也不相信医学。实际上他相信通过避开医生和他们的药来保持一个人的健康是很容易做到的。像卡图和普林尼一样，他诋毁医生是危害生命的人，贪财却没能力作出可信的诊断。

 [A History of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