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验室：美国体制下的科学(1947～1974)》书评

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一个由十家研究和开发机构组成的群体，由美国能源部提供大部分资金，并以被称为GOCO(即政府所有、承包商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些独立的实验室雇用的员工多达10000名，包括来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每年的运行费用在几亿美元乃至十亿美元以上。

有能力一一且有足够胆量——作出如此评判的人们相信，无论怎样排名，其中两个实验室，即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同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而该计划是为开发利用当时发现的核裂变而制订的，着眼于研制原子弹。换个角度说，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迅速并决定性地结束自1914年以来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的一连串致命的战争。该项计划由美国陆军工兵部队指导并出资，由几个独立的承包人实施，包括在伯克利、芝加哥、哥伦比亚和埃姆斯原有的大学实验室；在洛斯阿拉莫斯和克林顿新建的实验室；以及由在奥克里季和汉福德的私营大公司建造并经营的规模空前的全新生产设施。

在普遍裁军和军备竞争的短暂停顿之后，对冷战日益增长的关注致使人们决定在一个由文官领导的政府新机构——原子能委员会——的管理和指导下继续开发核武器。这项计划迅速扩展到研制和运行巨型粒子加速器、工业用动力反应堆，以及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在适合于或是为战时计划而建造的设施中完成的，但一些新的实验室。如较为出众的布鲁海文国家实验室和阿贡国家实验室，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才建立的。

日益加剧的冷战致使人们重新考虑美国到底需要些什么？而这些实验室则意识到在这些新的机遇中如何加以开发利用。这些因素激发他们去改进、去发展，这也是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事情。有些计划已经在实施过程中被废止(如飞行器的核动力推进，其中包括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和火箭)，但同时也制订出更多的新计划。

这些新计划包括新型加速器的建造和运转，以及“高级”光源；对核聚变及其他潜在能源的研究；能源保护；环境研究；核聚变用巨型激光和同位素分离；破解人类基因组；开发用于收集和分析有关外国武器计划情报的新方法；以及开发多种多样用于对付恐怖主义背景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法。

这些实验室除了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而易见的贡献以外，在国际竞技场上也扮演了一些虽不很知名但却不失为重要的角色。基础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来得并不奇怪，何况连武器开发及相关技术领域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呢。

在战争年代就与英国武器设计师的合作在20世纪50年代在一定范围内又重新恢复。与法国人的同类合作(尽管范围更狭窄些)可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而当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武器实验室则开始了一项重大的交流和互访双向计划。与中国武器专家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虽然规模更小，限制更严。

作者彼得J · 韦斯特威克(Peter J. Westwick)清楚、精确并全面地描述了这些事件。与其他已出版的书都单独讨论这些实验室不同，《国家实验室：美国体制下的科学》是唯一把这些实验室联系在一起论述的书。与所有官方机构的研究者一样，科学史学家和冷战史学家也会发现这本书很有价值——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发现阅读这本书是一种享受。

韦斯特威克的要点之一是实验室之间以及与政府的相互作用产生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仅仅是其组成部分相加的总和。这些实验室既相互竞争又互相合作。政府对这些实验室进行微管理，同时在某些范围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和灵活性。每个实验室的核心计划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又被有广泛基础的许多其他活动所围绕。韦斯特威克首撰了‘体系性’(systemicity)这个词来描述这些过程及其结果。

与核心计划所带来的冲击一样，这些实验室还以书中未论及的方式强烈地影响了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进程。包括曾担任高级官员在实验室工作过的一一哈罗德 · 布朗(Harold Brown)曾任国防部长，格伦 · 西博格(Glenn Seaborg)曾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还有几十位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有影响且有权，威的职务，或担任过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代表。

另外还有许多人——包括实验室雇员一一曾参与过高层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研究国家安全，包括军备控制和情报。

最后，许多在上述实验室工作过的科学家已经成为公益团体——包括那些致力于和平行动者——的主要参与者。国际帕格沃什运动主要由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人员创办的。有两个国家级的和平与裁军促进团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适合居住的世界委员会)则是由实验室工作人员创建的，而且不断有实验室人员在国会面前慷慨陈词，有的支持政府的政策和决定，有的则抵制、反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