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 · 伊萨尔（Arie Issar）是一位致力于解决水源问题的以色列地质学家。他的父亲曾经在耶路撒冷与阿拉伯人一起合作生产和经营冰块生意。伊萨尔把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修正水文学的某些定律，以便实现在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寻找水源的愿望，使以色列的沙漠呈现出一片绿色的景象。成年后的伊萨尔，更是不遗余力地来往于世界各地，为解决水资源的合理使用与分配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不久前，现年76岁的他在接受《新科学家》采访时说，多一点科学，少一点宗教可以缓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为水而引发的冲突。
问：你们是如何来到耶路撒冷的？
答：我的祖父出生在乌克兰。他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但是他死得很早。我的父亲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孤儿院中长大的。他很喜欢读查尔斯 · 狄更斯的著作，因为他发现他的童年生活与“双城记”中描写的孤儿院中的情景十分相似。他经营过一家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合作开办的辛迪加（一种企业的联合组织）——利用压缩氨使水冷冻而制造冰块。他们把冰块放在一辆用骡子拉的载货车上，到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出售。
问：这是否就是你对水发生兴趣的开始？
答：可能是这样。这也使我感到，即使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受国际联盟委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我出生于1928年，次年发生了今天我们可能会称之为骚乱的事件。起因是阿拉伯人害怕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会夺取阿克萨清真寺。每逢周末，我们家经常到住在一个阿拉伯村庄附近的犹太人朋友家作客。有一次我患上了流行性腮腺炎，因此那个周末我没有去那里作客。就在那个周末，邀请我们去作客的那家犹太人全部被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杀害。
问：后来你同阿拉伯人作过战吗？
答：在英国人撤走后，1948年我们发起了独立战争。我参加这场战争的时间很短，因为当时我被留在奥地利的难民营里，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孩子。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像我父亲一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我们希望，当我们赢得了回到我们故乡的战争后会出现和平。然而，这样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在1948年的战争中，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朋友都撤走了。
问：战后你怎么会成为一名地质学家？
答：以色列国的奠基人大卫 · 本-格荣（David Ben-Curion）曾作出决定：我们应该使沙漠变成绿洲，以便使来自难民营的移民能获得农田。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水。我愿意在这方面为自己的国家出力，这样一来，我便成为一位地质学家，而且是一个“走私者”。
问：你怎么会变成一个“走私者”？
答：事情是这样的。1925年在东耶路撒冷斯科普斯山上建立的希伯来大学，它在以色列独立之后曾被约旦人长期包围。这所大学拥有以色列科学家们在独立以前向地下钻井得到的重要样品。而我们急需用这些样品来引导我们寻找水源。在停火协议下，有一支护送队在联合国监督下每隔两周到斯科普斯山，替换那里的卫兵。我便跟着他们一起来到山上，并找到了当时钻取到的岩心，我将它们贴上标签，然后偷偷地把它们装在我穿的一件很长的胶布雨衣的大口袋中带下山。每次带2-3块。我记得，就这样从冬天一直干到夏天。联合国观察员每次都只检查我的背包，而从未检查过我的雨衣口袋，因此我的这种“走私”干得很成功。
问：后来你走进了沙漠，是吗？
答：是的。作为一名学生，起先我的工作只是从我的教授利奥 · 皮卡德（Leo Picard）选定的地点钻井，并从井眼中选取岩层样品。后来，由我自己来选定钻井位置。当时，从欧洲来的水文工程师们说，这里每年的降雨量少于250毫米，全都会被植被吸收，因此他们认为这里的地下是不会有水的。但是，他们来自欧洲，并不了解沙漠。因为，在沙漠中根本就没有植被存在，因此他们提出的观点是不起作用的。于是我们继续去寻找，最终在石灰石中找到了水。
有一次，我从一篇关于法国地质学家在类似大撒哈拉沙漠地层中找到水的报道中得到启示，于是开始在沙漠地下深处的努比亚沙岩中寻找水源的尝试。这种水是数千年以前当沙漠还是湿润时存留在那里的一种古地下水（fossil water）。我曾预言，在内盖夫和西奈半岛地下可能有数10亿立方米的水存在。然而以色列水文当局却置我的这种想法于不顾，甚至连我的教授也阻止我在石灰石中找水。但我还是我行我素，终于在死海以南的石灰石中找到了靠它自身压力喷出来的自流水。这些水井至今仍在抽水，以供红海海岸沿埃拉特以南公路分布的工业和农业用水。
问：这么说是本-格荣发出了将沙漠变成绿洲的号召，而最终找到水源的是你。作为一名有先见之明的地质专家，一定会有很多人邀请你去帮他们寻找水源吧？
答：联合国曾邀请我去伊朗，那里的农民利用挖进山腰的古老的隧道，靠重力抽取地下水。这些隧道叫做坎儿井。它们的构造令人拍手叫绝，其长度有时可达数公里。沙（伊朗国王的称号——译者注）当时颁布土地改革法令，允许地主保留带有他们自用的坎儿井的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土地都不带坎儿井。因此我们得为他们打井取水。我在那里一共住了4年，在此期间，德黑兰以西的地区曾发生过强烈地震，毁坏了许多村庄和坎儿井。当地的居民缺水，我们便在那里努力工作，并且知道哪些地方适合打井，为此，我们找到了许多的水源。
问：当时你没有去修复坎儿井系统，这是否是一种失误？
答：我同意说坎儿井的构造是很精妙的，但它们却很浪费水。因为在所有时间，无论你是否需要用水，坎儿井中的水总是源源不断地流动。这些水往往在含盐分的沼泽地中被浪费掉了。此外，在挖坎儿井时总会遇到很多危险。我还发现，在挖掘过程中有一些儿童背着装有挖出来的泥土的篮子走过狭小的隧道，就像制造地毯一样，这是在用童工。我喜欢波斯地毯就像我喜欢坎儿井一样，但是，应该停止使用童工，让孩子们上学去。
问：你还去过别的什么地方找水吗？
答：有一个非洲人请我去南非找水。他带着一本翻开着的圣经来找我：相信我们会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找到水。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走遍了这个国家，并预言在开普敦附近的桌山上的坚实的石灰石中可能找到大量的水源。但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的话，直到90年代结束了种族隔离后建立了新政府。最近，我收到一封来自南非水务部的一封信，感谢我为他们指明了寻找水源的方法。
问：在找水和使沙漠变绿洲方面，是否存在某些基本的东西？
答：这得很深入地了解一个社会对它在干旱的土地上能存在多久的判断力。这样一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如果你把对文明的考古同过去的气候资料数据加以比较，你就会发现，中东地区发生过的一切重大历史变迁几乎都是巨大的气候变化的结果。当气候变得较凉快，沙漠变得较湿润时，那里的土地就会草木丛生，文明就会繁荣起来。
以色列农民在内盖夫沙漠种植的棕榈树
问：这有点像是一种决定论的观点，其证据何在？
答：是的，但这种环境决定论并不很普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把所有的历史灾难都通通归结于人类社会。例如，他们把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土壤受到盐的污染，归咎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对其进行了过度灌溉。但是，我们现在才知道，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阿拉伯人被指责他们在7世纪以后将中东变成了沙漠，其实真正的元凶却是气候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这一点：整个中东地区的湖平面下降与文明遭到破坏同时发生。湖里的淤积物和石笋中的氧同位素也表明，气候是如何变化的。
问：你的这些观点也在环境论者中引起了争议，是这样吗？
答：是的，我想在沙漠里种树，但我发现环境论者就像宗教的基要主义者那样，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一种与我们目前地貌不同的另一种地貌出现。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内盖夫沙漠的现状。然而我们知道，2000年前那里比现在更湿润一些，而且人们在那里耕种过。那里曾经有过为了把大量水引进农田而修建的梯田和灌溉系统，因此我认为应该在沙漠里植树。树木可以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大部分沙漠地下都有可供利用的古地下水存在。有人又会说，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些古地下水，因为它们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但我却认为，如果说是矿物燃料造成了环境问题，那么我们利用古地下水来帮助解决它，这并非是不可以理解的。须知，这样的水可供数个世纪使用。但是，计划制定者都倾向环境论者的观点，想使沙漠保持现状。
问：是什么使你想把沙漠变成绿洲的梦想破灭了？
答：以色列在1967年取得了“六天战争”的胜利后，就开始占领本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部分。整个以色列的开发重心由沙漠地区转移到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当我们本可以开发内盖夫的土地和水资源时，我们却去为夺取西岸的土地和水资源在战斗。而我宁愿看到在沙漠中建造出森林、葡萄园和城市。我在内盖夫的本 · 格荣大学工作和生活了差不多30年，我们在那里发展了在沙漠中生存的科学。我们应该回到这种理念上来。我们可以成为中东、北非乃至澳大利亚的其他沙漠地区的典范！
问：但是，在宗教圣地有足够的水源吗？
答：如果我们明智地利用水，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人们谈论水战（water wars），然而水也可以成为和平的基本要素，我认为这一点在我们这里也可能做到。在西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水源管理人员，每天都在为务实的用水管理而进行着合作，即使是当他们在如何分享水源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问：你如何看待水源分享问题？
答：我们应该同巴勒斯坦人一起来商讨计划用水问题，这样做我们的用水效率就会提高许多。在农业耕作对我们的经济已经不再重要的今天，我们以色列人还在我们国家的北部，把过多的可饮用水用于灌溉。我们在做一些诸如把水转化成橘子之类的古怪事情。而巴勒斯坦人则需要这些水。他们用的水要比我们少得多，例如，我们的城市废水可以用于加沙地区的灌溉。巴勒斯坦人把水用于农业的效率很低，这是事实。他们灌溉1公顷土地用水是我们的两倍。但是，一旦他们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时，我们便能够向他们提供需要的全部用水。他们的福利也意味着我们的福利。
问：流到约旦河西岸的水的情况如何？目前以色列人取用了这里的大部分水，而巴勒斯坦人则说这些水是属于他们的，是这样吗？
答：实际情况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得到这些水的一半以上，因为巴勒斯坦领土_上的岩石中的储水量不多。如果从地下取水，雨水就会很快向西下流到以色列的领土。如果巴勒斯坦人把水用去了一半，以色列人还可以用脱去盐分的海水加以补充。而今，海水脱盐的成本已经不高了，它不会比从加利利海的裂谷中把水抽上来的成本高多少，而在那里我们已大规模地这样做了。即使是在最坏的方案中，海水脱盐费用摊派到以色列纳税人身上的成本，每年也只有2亿美元。这种为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并不算高。
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答：首先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阻碍了进行中的合理对话，并导致选举出像阿里尔沙龙那样的人，他们都是些思维方式极为陈旧，对包括水在内的任何事情都要斤斤计较的人。我们有一个过分依赖宗教和民族主义集团的政府，而大多数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大都属于这些集团。他们不去想一想，分享水源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处。以色列是一个建立在合理的思维和良好的科学基础上的国家，如果我们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科学上，少一些在宗教基要主义上，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