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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尔德伦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科技顾问

 

  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是媒体聚光灯下的常客,在他漫长的科学生涯中,这位物理学家致力于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备受争议的问题。
 
  在过去将近8年时间里,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形象变得更为高大,因为他担任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
 
  随着奥巴马预定于2017年1月结束总统任期、离开白宫,霍尔德伦这位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科技顾问,最近接受《自然》杂志专访,进行广泛交谈,讲述自己近8年来在白宫的起起伏伏。
 
  《自然》:民意调查持续显示,美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之间存在分歧,奥马巴总统有没有尽力改变公众理解科学的方式?
 
  霍尔德伦:奥巴马总统在让美国青少年感到科学很酷方面,做了不可思议的很棒的工作,各种数据都明显体现了这一点:你看,现在有更多的孩子学习科学课程,参加科学展和“创客空间”。我们大幅增加了从美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工程师数量,我用了“我们”这个词,但显然,这是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和综合性大学在内的众多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不太清楚你刚才提到的是哪次民意调查,但在我的印象中,相比于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美国公众现在对科学、技术和创新都更加感兴趣、更热衷了。
 
  《自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其他政府机构都讨论过这样一个流行观念,即很多人认为美国培养了太多博士。您担心这个问题吗?
 
  霍尔德伦:如果我们国家培养的每个博士都相信自己唯一能接受的职业路径是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那么你所说的问题确实值得担忧,因为我们培养的博士数量的确超过了大学所能提供的终身教职数量。但是实际上,博士的职业路径可以多种多样。博士所能做的,远不只局限于显示自己对某个狭隘话题知道得比其他人多,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具备解决棘手问题的坚强意志、专注品质、奉献精神和知识能力。博士在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富有建设性而且报酬丰厚的工作,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对于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机会还是比人多。
 
  《自然》: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您还愿意成为科学家吗?您会从事其他不同的工作吗?
 
  霍尔德伦:我当然还愿意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妻子是一名生物学家,她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有时我会羡慕生物学家的生活,因为他们可以在许多地方从事研究工作。我妻子研究的是落基山脉高纬度地区的昆虫和植物相互作用。我们一起到世界各地的珊瑚礁潜水,我是在玩,而她同时在做研究。我时不时就会嫉妒一下妻子这种研究与生活浑然一体的惬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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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当奥巴马总统和登上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通话时,霍尔德伦就坐在他旁边

 

  《自然》:您担心将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吗?
 
  霍尔德伦:一直以来,总统极力建议投入的科研经费总是比国会愿意通过的预算要多。
 
  向NIH申请科研经费的成功率大概是17%,也就是说,我们资助了NIH收到的申请项目的六分之一,而且这些项目申请经过了自我选择。研究人员不会自找麻烦写项目申请书提交给NIH,除非他们认为自己有非常好的研究想法、有能力的团队和可行的研究策略。如果你问NIH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他们收到的项目申请有多大比例值得资助,他会告诉你50%都值得资助。
 
  这就意味着,向NIH提出申请的那些有可能产出成果、具有影响力和开创性的研究项目,我们只资助了其中三分之一。但是,NIH每年的预算超过300亿美元。在这些预算时间内,要把基数巨大的300亿美元预算再增长比如说50%的比例并不容易,更别提增长100%以上了,正如柯林斯院长说要保证科研质量很难一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也面临相同的情况,值得资助的科研项目远比他们能资助的项目多。这是一个持久困扰我们大家的问题。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公众支持在科研领域增加公共投入。
 
  《自然》:综合气候法案2010年没能在国会通过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最大的一次失败。当时,您对总统说了什么?对于此事,您有没有遗憾?
 
  霍尔德伦:我们这个环境的一条游戏规则是,我不会谈论当时我跟总统说了什么或是总统跟我说了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总统和我都非常希望看到综合气候立法在国会通过。我们没能成功,所以,我们当然感到失望。
 
  当时,我们竭尽所能利用行政权力推进有意义的气候变化议程。我们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能源经济和轻型车二氧化碳减排标准,紧接着又制定了重型车二氧化碳减排标准。我们还制定了大量的新标准,提高家电、建筑和产业的能效。我们在财政预算允许的最大限度内,推动地球观测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研究。
 
  不过,我们利用行政权力所能做的事毕竟是有限的,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促成国会通过一项能使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更有作为的法案,我们都会欣喜不已。
 
  《自然》:奥巴马政府减小发电站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规定,因为面临法律挑战,现在已经是前途未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声称,如果他当选,将努力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能否在下一届政府幸存下去,您持乐观态度吗?
 
  霍尔德伦:是的,我会保持乐观态度。奥巴马政府的很多政策既得到了公务员的热烈追随,也得到政府任命的官员的支持,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应该做正确的事。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巨大的全球力量在背后支持《巴黎协定》,如果我们退出《巴黎协定》,那么美国将会被国际社会所遗弃。
 
  尽管我不想谈论政治,我还是怀疑特朗普先生如果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他可能会发现他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关于《巴黎协定》的言论并不正确。他在竞选期间曾说,《巴黎协定》意味着外国官僚主义者将能够决定美国的能源选择。这个说法明显不对,远非事实真相。如果他当选,他将会想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我认为他最终会支持《巴黎协定》,任何一位新上任的美国总统都很可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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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德伦和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科学预算的增加,但是结果喜忧参半

 

  《自然》:如今,科学已变得全球化。您认为科学全球化是如何让事情变复杂的?管理者能跟上科学全球化的步伐吗?
 
  霍尔德伦:我本周将要去中国参加一个战略和经济对话以及中美创新政策对话。我将和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交流,主题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正在如何应对。
 
  在生物医学方面,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合作。一直以来,我们都和中国人谈论功能获得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和基因编辑的议题。实际上,当目前这轮基因编辑研究热潮随着CRISPR技术的兴起而涌现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以一种非常类似于1975年阿西洛马会议(Asilomar Conference,制定了重组DNA研究准则,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又非常国际化的方式,从全世界聚集了一批领军科学家。中国的顶尖科学家们也来交流探讨这些技术的意义,以及我们作为全球一体化的科学共同体,应该如何思考来控制这些技术。
 
  《自然》:阿西洛马会议让研究重组DNA的科学家们走到了一起。但是现在中国有研究人员利用CRISPR技术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因为这在中国是合法的,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这样的研究。而在美国,这类研究的合法性是存在争议的。
 
  霍尔德伦:我们还有高中生会使用CRISPR技术呢,所以我并没有说这类研究就要一律严格控制、不允许做。这是一个非常充满挑战性的问题。当这项技术具有如此广泛的可用性,而且比较容易使用,那么,事情就另当别论了,我们不能像控制核武器技术那样控制CRISPR技术。我们都知道,控制核武器技术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控制CRISPR技术是艰难的工作。
 
  《自然》:一些科学家和政策专家担心美国正在失去空间科学领域的领先优势,尽管商业航空产业正在美国崛起。您认为美国的太空计划的前景如何?
 
  霍尔德伦:当我们进入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后,我们就知道需要重新权衡美国宇航局(NASA)的太空计划。我们成立了由诺姆·奥古斯丁(Norm Augustine)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评审太空计划,并宣布“星座计划”(Constellation,NASA的一项载人航天计划)是“不可执行的”。该报告告知我们需要缩减“星座计划”的规模。我们还有一个“猎户座”(Orion)多功能太空舱,我们正在研发太空发射系统和重型火箭。但是,我们需要缩减规模,使我们有足够的经费来振兴地球观测,振兴行星科学,振兴机器人探索,来谋划新的太空计划。
 
  《自然》: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不久,就宣称本届政府将是有史以来最透明的政府,但是记者们发现一些政府机构相当不透明。
 
  霍尔德伦:在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奥巴马总统发布了关于透明度、科学诚信和政府公开性的行政命令。我负责很多命令的执行,这也是本届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一个工作重点。实际上,我们让政府的所有部门和机构制定关于政务公开和科学诚信的政策,接受公众的审查和评议。我觉得我们在数据公开,以及在公开发布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这项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政府总是存在这样的偏好,不会过早暴露内部思考过程,这种偏好也有其合理性。要知道,让总统高级顾问同《自然》、《科学》、《纽约时报》的记者围坐在一起交流讨论,这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这样做,没人愿意抛出试探性的话语,生怕被记者写到新闻里,成为既定事实。
 
  《自然》: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霍尔德伦:我最大的遗憾,首先是我们没能在预算方面做得更好,而我仍然认为,这并非是我们的过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应对策略可以传授给我的继任者,跟他说你如何能做得更好。
 
  《自然》:在这个也许被视为地球上权力最大的机构里,您已经工作了近8年。对于人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您是变得更乐观还是更不乐观了呢?
 
  霍尔德伦:我变得更乐观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巴马总统给我们展现了他卓越非凡的领导力。几十年来,我都深深觉得,如果人类社会想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科学、技术和创新至关重要。让我深感荣幸的是,我为之效力近8年的奥巴马总统赞同这一观点,我们可谓志同道合。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岳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