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月球之旅带领我们远离地球，但登月之旅总是与地球上的强权政治存在着纠葛。
身为一名科幻作家，经常有人要求我对人类的一大失败发表评论，也就是我们为何没能达到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和科幻小说所构想的宏大愿景。到头来，人类没有重返月球，没有建立起太空殖民地，也没有更靠近世界和平。是我们被过于困在狭隘的政治中，没能抬起双眼，瞭望星穹吗？我们应不应该对自己感到失望？
1972年12月7日，最后一次载人登月任务阿波罗17号上的一名宇航员回望地球，用他的哈苏相机拍下一张照片。“蓝色大理石”（The Blue Marble）是第一张以单次拍摄拍下整个地球的相片。你大概已经无数次见过这张照片。大家不太知晓的一点是，那张照片其实被翻转过。原始的照片是由处在零重力下的宇航员拍摄的，在那种环境下“上”与“下”没有意义，结果照片所显示的地球处在大多数人不熟悉的视角：南极洲位于上方，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在它之下。
在许多方面，原始的“蓝色大理石”照片更好地反映出从史无前例的太空制高点看见我们的星球这个举动的真正意味，它颠覆我们的预期和西方的制图惯例。然而，它被人驯服，为了散播而受到技术处理，为的是让相片里的版图与地图一致。这种操纵手法背后的病根是太空探险的崇高理想被无可避免地纠缠于人类历史和政治的种种局限。
整个阿波罗计划都同样处在这种理想化的普世主义（全人类的一大步）和令其成为可能的俗世政治现实（相互保证核灭绝阴影下的冷战宣传努力）的拉锯中。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争相要击败苏联的航天努力，在月球上留下数百件物品。其中一件物品是一张含有善意讯息的圆盘，被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放置在月球的静海里。它提供完美的机会，让我们了解到阿波罗11号和之后的登月任务之间的内部矛盾。
这张圆盘大约有50美分硬币大小，是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斯普拉格电子公司的工厂里打造。在NASA和美国国务院恳求下，获得了美国总统和73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祝词，这些讯息被拍摄成照片，再缩小到原来的1/200，于是每一条祝词比这个句子末尾的句号大不了多少。接着，用光刻技术将这些“点”蚀刻到一个硅盘上，集成电路正是采用了这种技术。
美国总统的宣言为此定下了崇高的调子。“我们确定，太空应该是通向和平的康庄大道，我们邀请和欢迎所有人类参与进入，与我们分享这个伟大的机遇。”林登·约翰逊总统说道，他推进了这个由约翰·肯尼迪总统提出的任务。在人类登月的时刻，理查德·尼克松任美国总统，他问道：“有什么能比从月球上拍下的美丽得让人魂牵梦萦的地球照片更加令我们领悟到人之尺度的局限呢？”
但是，发表一条善意讯息的邀请在现实中并未扩展到所有人类。几无例外，出现在圆盘上的世界领导人名册代表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盟友。各国领导人构思他们的祝词，既是为了星辰，也是为了当时地球上的政治观众。
某些领导人（譬如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吉姆·福歇）利用这个机会来让自己与阿波罗计划联系在一起，以此为自己的暴行提供掩护。其他领导人在祝贺美国人民和宇航员的同时，主要利用这个平台来宣传他们自身政府的成就。在现在能读到的这些声明之中，还有隐约在指责美国军事优先政策的文字，譬如圭亚那首相林登·福布斯·桑普森·伯纳姆发表的祝词：“我们着手于一个挑战性的任务，要消除我们之中的疾病和贫穷，发展经济，从而支撑起我们的人民值得拥有的生活水准。”
至于那些处于苏联占领下的国家，他们的流亡领导人的和平讯息很辛酸。拉脱维亚的阿纳托尔斯·丁博格斯谈起登月会如何有助于“恢复所有国家的自由”。
但是，与美国结盟的独裁者们的言语感觉起来显然欠缺原则性，他们擅自用崇高的套话来为治下的人民代言，略显讽刺地恳求“世界大同”和“公正、自由和团结”。
然而，极权主义领导人偶尔会背叛他的本性，正如刚果的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在他改名为蒙博托·塞塞·塞科之前）宣称，阿波罗11号宇航员的使命与他自身的使命一样，按照他的描述就是“为了让人类成为太空的主宰而征服太空”。（将一次和平任务隐喻成征服的普遍用法似乎只让当时的极少数领导人感到格格不入。）
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将目光投向历史，寻找适用于这个场合的经验。“在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改变了地理学和人类事件的进程。”他说道，接着将那个事件与“对地球之外的太空的征服”进行比较。看着数千万居住在前哥伦布时代美洲的原住民和他们的古老文明被抹去，只为了证明有充足理由将它与没有生命的月球进行比较，就算往轻里说，这也令人不寒而栗。不仅地球的未来图景遭到歪曲，历史也会如此。
（说起月球上的人，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杜伯曼有一些推测，要求宇航员“假如在月球上找到任何居住者的话，将这条讯息带给月球上的居民”。）
这些讯息常常言辞有力，振奋人心，但也只顾自身、言过其实、短视又过时。如今，它们提醒了我们，要将凌乱的现实与梦寐以求的未来区隔开，将对人类精神潜能的领悟与缓解不那么高贵的目的的需要分离开有多么困难。
阿波罗计划给予我们一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地球的机会。但那次观看的结果不得不经受操纵，以便适应我们的期望。当阿波罗号的宇航员踏上月球时，他们代表了整个人类，但他们也携带了一个圆盘，上面装的宣传信息折射出一个压根不和平的世界的一方阵营。
历史仍然萦绕着我们。今时今日，随着美国、中国、印度、以色列、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宣布进行登月任务的计划，雄辩言辞和各种分析报告总是伴随着各国间的竞争。其实可不可能是这样，阿波罗计划之类的壮举只可能在我们的国家受到征服的渴望驱动时才有机会实现，并不是出于我们较基本的本能，而是因为要战胜我们（同属人类）的敌人？假如真是那样，我们在探索星辰上毫无进展的话，是不是对我们更好呢？
我心想——不如说是希望——那个观点过于悲观了。当凡人着手做一些在他们有生之年都无法充分理解其意义的项目，同时出现较为崇高和较为基本的本能是难以避免的事。即使以扭曲的视角来看，即使妥协接受冷战中的丑陋现实，当我们看见阿姆斯特朗迈出登上月球的第一步时，我们所有人都毋庸置疑地感受到奇迹的震撼。
在实际生活中，圭亚那首相绝对不是一位模范领导人，然而他或许说出了正确的话语：“我们不知道对历史的判断该是什么，但如果在后世的某一天，当这段文字被人读到，对我们的评价是我们极其努力地推进所有人类的尊严，那么我们会十分高兴。”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刘宇昆著有《蒲公英王朝》三部曲和《折纸动物园及其他故事》等作品。除了小说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位律师和程序员，发表过未来主义、加密货币和图书史等主题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