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我们需要购买枪支吗？”一名学生的问题仿佛使得房间里的温度骤降了几度。当时，我正和其他几位学者、学生以及一位演讲嘉宾共进晚餐。这位演讲嘉宾刚刚发表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关于气候正义的演讲。
这名学生看到大家困惑不解，继续澄清道：如果大灾难在短期内不可避免，这意味着人们很快将不得不生活在有围墙的社区里。到时，执政人员都会配枪。她只是想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关心的人。演讲嘉宾花了一点时间消化了这些信息，然后建议这名学生多关心种植蔬菜，而不是购买枪支。
多年来，这段对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不是因为这名学生的观点不同寻常，而是因为这种观点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文学学者保罗 · 圣阿穆尔（Paul Saint-Amour）把这种对世界末日的预期视作现代人的典型态度，即认为所有的历史灾难和地缘政治创伤都在引导我们走向“更具毁灭性的未来”。在所谓的多重危机中，这种态度随处可见。
那名学生所表达的气候焦虑正在推动心理学、实验疗法等新领域的发展，并引发了《纽约客》最近一篇文章所说的“在一个燃烧、沉没的世界里生儿育女是否道德”的激烈辩论。我们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在持续的大流行病面前不堪重负，并且我们被告知，更严重的传染病即将来袭。OpenAI最近险些发生的“政变”，至少部分源于一场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很快灭绝人类的争端。这不过是我们对技术赶超人类的焦虑不断膨胀的又一最新例证。
一些专家警告称，人口崩溃问题迫在眉睫。埃隆 · 马斯克（Elon Musk）向生育率和人口减少问题的研究人员捐赠了1000万美元，并称这是“比全球变暖大得多的风险”；美国两党政客都在公开谈论乌克兰和中东冲突有可能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可能会被自己的自私和暴力毁灭，这种信念很可能是两党最后的共识。
这些其实都不新鲜。末日焦虑是人类文化的支柱之一。但是，它们并非一成不变。针对科学、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快速变化，这些焦虑往往会激发短暂但强烈的灭绝恐慌——对人类未来极度悲观，然后逐渐平息。如今，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人类社会在100年前其实就有过一次重大的灭绝恐慌，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
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个公众深受大流行病、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以及惊人的技术发展创伤的时期。人们深信人类可能很快就会被灭绝。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灭绝恐慌有助于我们理解动荡不安的21世纪20年代，以及弥漫在这十年间的悲观情绪。
聆听历史的回声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恐慌毫无根据。相反，这对帮助我们从真正威胁文明的火焰中驱散古老的恐慌烟雾至关重要。这也帮助我们看到，对世界末日的恐慌是如何源自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天生暴力、自私、等级分明，以及生存是一场争夺资源的零和游戏。这套观念传统上与政治保守主义相关，但是它同样适用于左翼的气候末日论，以及右翼的生存主义意识形态。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看法，鼓励我们把人类的灭亡看成是注定的结局。
灭绝恐慌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深信，人类存在固有缺陷，是无可救药的，是注定要死在自己手中的。他是地球盛会上的悲剧英雄，只可能有这种结局。当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愤世嫉俗，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真正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毕竟，如果你相信自我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还要费心去改变，或者为生存去奋斗呢？以往灭绝恐慌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悲观主义在政治上是可疑的，影响也是极其负面的。我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并拒绝对人性的虚无主义评估，它其实源于我们对未来的恐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
作为一名研究人类灭绝恐慌史的学者，我常被问及如何避免陷入绝望。我的回答始终是，了解人类灭绝恐慌的历史，事实上使得我免于恐慌，甚至变得乐观。一些早期的恐慌是由于错误的、被误解的或是创造性的科学发展引起的。例如，新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理论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掀起了一股灭绝论的浪潮，专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制造了饥荒和人口爆炸的恐慌。其他一些恐慌时刻，如冷战期间由核武器引发的各种焦虑，都是基于非常真实的威胁。几乎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这代人将是最后一代，然而人类这个物种却还在延续。正如珍妮特 · 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小说《石头之神》中的一个人物所说：“历史不是自杀笔记，它是我们生存的记录。”
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是兴旺繁荣的时期。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20世纪20年代常常是乌云笼罩，对于即将来临的灾难的恐慌在这一时期同样普遍存在，就像当时臭名昭著的狂欢派对和酒水黑市一样。恐慌可能是来自另一次世界大战，也可能是来自所谓的种族纯洁，还可能是来自自动化劳动的前景。20世纪20年代确实是繁荣的，但也是摇摇欲坠的。并且，表达末日感的也绝非只是边缘人物。
1924年10月30日，温斯顿 ·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站在一个简陋的舞台上，手持一顶高顶礼帽，摆出那副众所周知的严肃、威严的表情。他俯视着一个拿报纸的人，报纸上刊登着丘吉尔重返议会的新闻。前一天，他赢得了埃平选区的席位，此前他已经离开议会两年。聚集在一起的政治家们衣冠整洁，丘吉尔的妻子则身穿高跟鞋和皮草，与他们所处的环境非常不协调——那是一栋窗户脏兮兮、墙皮污渍斑斑的单调建筑。这既是首相对那个时代，也是对未来的心情的绝佳隐喻。丘吉尔感到悲观。
前一年，他出版了《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这是他几部作品中的第一部，后来被许多人认为是他最杰出的文学成就。这本书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回顾。正如丘吉尔所说，它是“世界末日的里程碑”。1924年9月，在他当选埃平议员的一个月前，丘吉尔的生活发生了另外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大一小，预示了他日益悲观的情绪。大事是他决定作为宪政派在保守党的支持下参选议会，这标志着他与自由党长期关系的结束，以及进一步右倾的开始。小事是他发表了一篇悲观的文章，认为新的战争机器可能很快就会灭绝人类。这篇文章的标题直截了当，叫作“我们都应该自杀吗”。
文章充满了右翼的悲情，并对人类拥有超越死神的智慧不抱希望。这种宿命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包括左翼人士。
大约在丘吉尔预言“无法估量的毁灭手段”即将到来的同时，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 G. Wells）也表达了同样悲观的看法。他在那个时代也以社会主义政治评论而闻名。这位作家专注于黑暗的预言艺术。
威尔斯预言，我们无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这个种族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新的战争、短缺、饥饿、苦难和社会灾难，最终要么是彻底灭绝，要么是退化到我们目前没法理解的地步。”这位科幻小说先驱的推测完全正确，人类正在一头扎进一场“科学战争”中，它“会让1918年最大的炸弹看起来像是小鞭炮一样”。
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S. Haldane），赞同威尔斯对战争最终归宿的观点。1925年，早在新墨西哥沙漠上的三一试验诞生原子弹的20年前，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轰炸的霍尔丹思考道：“如果我们能够利用现在已知的原子内部存在的力量，我们将拥有强大的毁灭力量，以至于我不知道除了神的干预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把人类从完全和绝对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战争期间，其他杰出的知识分子也对非军事技术的发展忧心忡忡。许多让人工智能工程师夜不能寐的恐慌——调整机器去符合人类的价值观，担心我们对技术的日益依赖可能会削弱人类的创造力，甚至担心机器人接管人类——在20世纪初首次出现。
捷克剧作家卡雷尔 · 卡佩克（Karel Capek）在1920年创作的戏剧《罗梭的万能工人》设想了一个未来，即人工智能灭绝了人类。剧中的一个场景会让硅谷的末日论者感到恐慌，剧中的一个角色说：“它们已经不再是机器了。它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它们憎恨人类，憎恨人类的一切。”正如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 · 辛顿（Geoffrey Hinton）所说的那样，“我们想要确保的是，即使这些系统比我们更聪明，它们也会做对我们有益的事情”。辛顿辞去了谷歌的工作，以便警告世界那些他帮助创造的技术。
对新机器时代的恐慌并不仅限于小说。著名侦探小说家理查德 · 奥斯汀 · 弗里曼（Richard Austin Freeman）在1921年的政治论著《社会衰败与再生》（Social Decay and Regeneration）中警告说，对新技术的依赖正在推动人类这个物种的退化，甚至灭绝。这个观点得到了《纽约时报》的热情评论。另外一些人更是为对抗机器时代的焦虑而不遗余力。1923年，《罗梭的万能工人》在东京首演后，日本生物学教授西村诚（Makoto Nishimura）对戏剧中描绘的机器导致人类灭绝深信不疑，他试图创造善良的机器人，来防止人类“被他的巅峰创造——人造人——所毁灭”。
理解灭绝恐慌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精英恐慌：在不确定和社会转型时期，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推动者和变革者创造和操纵的恐慌。灭绝恐慌，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通俗的意义上讲，都是反动的。它们受到精英阶层对在社会变革中保持其特权的焦虑驱使。今天，这些人包括政治家、高管和技术专家。一个世纪前，他们是优生学家、右翼政治家（如丘吉尔）以及科学家（如霍尔丹）。
这些意识形态迥异的杰出人物对人类及其前景有着一致的基本判断：人类这个物种本质上是邪恶自私的，因此人类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
如果这个判断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那么仍然值得追问的是，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
尽管当前时刻与喧嚣而充满风险的20世纪20年代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今天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全新的。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也必须是全新的。有人说，不了解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年代，这一智慧恰恰被颠倒了。能否安然度过下一个世纪很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学习并重复过去100年来的“走钢丝”——在技术进步和自我毁灭之间。它也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拒绝那些定义我们现状的保守主义末日预言：我们太自私而没法阻止气候变化，太暴力而没法避免战争，太贪婪而没法缓慢且安全地发展人工智能。
灭绝恐慌往往是由精英阶层煽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听从精英阶层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养成了将重大问题——如太空探索、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外包给私营企业和亿万富翁的危险习惯。我们的生存很可能取决于能否扭转这一趋势。我们需要雄心勃勃、资源充足的政府倡议和国际合作，认真对待人工智能和其他风险。是时候开始将这些问题视为紧急的公共优先事项，并为之提供资金了。
第一步是拒绝沉溺于确定性，即拒绝未来是注定的幻想。反乌托邦思想提供了一种扭曲的安慰。既然灾难注定发生，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行动的道德责任。但是，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灭绝恐慌向我们表明的那样，行动是可能的，而这些恐慌也会逐渐消退。
丘吉尔对现代战争的未来发出警告——毒气和化学战——不到一年后，1925年，世界各国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斗中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许多恐怖事件，但在欧洲战场上并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至于机器时代的焦虑，这里也有一个教训要学习：我们的恐慌往往被夸大了，我们的预测完全错了。人类的生活和劳动并没有像一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预测的那样被机器取代。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也没有，这是另外两个人工智能被吹上天的短暂时期。我们应该担心，但没必要恐慌。预言末日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爱好，但我们似乎并不擅长于此。
1928年，威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之发展方向》（The Way The World Is Going）的书，副标题是“对未来几年的猜想和预测”。他总结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个总结同样适用于我们动荡的21世纪20年代。他写道：“也许在当前时代之前的整个生命史中，从未有过一个物种像人类今天这样经历过如此迫切、多方位和全面的变革过程。转型或灭绝一直是自然的不变选择。我们这个物种正处在激烈的变革阶段。”正如小说家深知的那样，这个模糊的最后一词很关键。毕竟，转型和灭绝都是一种变革。
威尔斯曾调侃道，他死后的墓志铭应该写着：“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你们这些该死的（damned）傻瓜。”他特意强调，“该死的”不仅仅是语气词，更是字面上的意思。人类这个物种被宣判了，一群命中注定的傻瓜，将不可避免地跟随机器掉下最后的悬崖。威尔斯于1946年8月去世，仅仅在此一年前，他的另一个惊人预言成真：原子弹被投放到日本的两座城市上，宣告了核时代的来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确信自己是对的。也许他甚至会庆幸，自己免于目睹人类文明被核武器彻底摧毁。
然而，即使作者的话仍然很有先见之明，一个世纪后重温这些警示，也带来了一种类似希望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乐观。我们所处的世界，正是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已经预见到的那样。但是，我们也在做一些他们未曾预料到的事情：活下去。至少目前是这样。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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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泰勒·奥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是贝茨学院助理教授，从事环境研究。
